年轻，是因为它从开馆至今仅四年时间，今年5月才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古老，是因为它的馆藏文物都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常有网友幽默地说，海昏侯刘贺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一座博物馆。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帝、王、民、侯”于一身的人物，将大汉之灿烂繁华，尽数掩藏于江西南昌新建区墎墩山下。

　　一群平均年龄不过30岁的年轻人，从校园课桌转向文物修复室，在一器一具、一简一字间，拂去历史的尘埃，触摸汉文明强壮而有力的脉动。

　　历经2000多年时光，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位变化等原因，海昏侯墓出土的许多器物都有腐蚀、变形、残损等情况。但经过文物修复师的“妙手回春”，大多数文物都能以原貌与世人相见。

　　“这是我在老师指导下，修复的第一件器物。”博物馆里，修复员江宇指着一件从刘贺之子刘充国墓穴出土的青铜镜说。2020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江宇来到刚刚成立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为一名文物修复部门的工作人员。

　　那一年，他和同事袁龙辉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团队学习，对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器进行了修复。有了跟班学习的经验后，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着手修复青铜器。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措手不及的样子还挺有意思。”还记得刚拿到需要修复的青铜镜时，江宇傻眼了——一个塑料盒子装着不少青铜器碎片，碎片上还有很多附着物，锈蚀特别严重。

　　“只要充分了解文物病害，就能对症下药，治标治本。”在修复项目负责人、原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研究馆员杨小林的指导下，江宇对碎片进行了文物病害图分析、能谱分析、硝酸银定性分析后，完成了青铜镜的“病情诊断”，随后他和袁龙辉开始动手修复青铜镜。

　　借助化学药剂和物理工具剥离有害锈蚀，粘接犬牙交错的裂痕，对铭文或图案，既有的要保护、破损的要修补、磨灭的要恢复……正如“拼图”般，在不长的时间里，江宇与袁龙辉完成了青铜镜的主体修复工作。

　　为了让文物整体色调一致，并尽量接近其在出土时的外观，掩盖修复痕迹，大部分文物在完成修复的最后一步通常是“做旧上色”。

　　“小伙子不要急，先浅后深，先少后多，慢慢尝试。弹、画、抹、谈球吧点，看准位置不能乱撒。”驻扎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原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霍海峻也加入工作组，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进行“做旧上色”工作。

　　为了模仿上色部位周围纺织物的痕迹，江宇用纺织手套在补配部位轻轻按压并配合矿物颜料和虫胶，完美复刻了纺织物和铜锈的颜色和形貌，补配的痕迹也消失不见。江宇说：“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画龙点睛’了，明白让文物‘活起来’并不是一句空话。”

　　“当我看着修复前后照片对比的那一刻，看着修复文物放进展厅的那一刻，看着小朋友对着文物开怀大笑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这便是我工作的意义。”江宇说。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这几年，对江宇和袁龙辉而言，是在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中，承担起了光荣的使命。“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工作博大精深，必须时刻学习。因为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承载着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因而每一次修复过程，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袁龙辉深有感触地说，“从跟班学习到上手操作，在这个过程里，无论是在业务技能上，还是在思想上，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

　　海昏侯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漆器，只有1100多件保存较为完好。经过多年修复，达到展陈条件的漆器也不过几十件。

　　文博界有个说法：“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南方地下水位高，漆木器出土前长期泡在水中，才能保持不腐。出土漆木器的保护修复首要任务是做脱水定型，然后才能进入漆器髹饰。

　　在博物馆一楼的漆器修复室里，修复部门工作人员王雨夕正在和一件碎成了三瓣的龙纹漆盘“较劲”。“这还是保存较为完好、能辨识出器形的漆器，修复起来比较‘简单’，但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到收尾的时候了。”王雨夕手持一根纤细的画笔，蘸取调制好的色漆，小心地在文物的缺损处补色。

　　作为文物修复人员，王雨夕不仅要学习各种修复技术和理论知识，包括材料科学、化学、科学仪器的使用等，同时还需要培养耐心和细心，以及对历史的敬畏之心。

　　不仅如此，在漆器修复的过程中，她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生漆。“漆器修复，需要使用生漆，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对生漆过敏。”王雨夕说，从最初开始每天需要与药膏为伴，到现在过敏的情况越来越轻，她觉得这仿佛是自己和文物互相“治愈”的过程。

　　“对这种过敏反应也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撑，等完全适应了，好像身体内产生了抗体才不会再过敏。这是大多数漆器修复人员必须挺过的难关。”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吴镇华说。

　　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经年累月受地下水浸泡，出土漆器含水量都很高，再加上外力挤压，多数漆器变形严重，甚至支离破碎。要经过分析、检测、清洗、脱水、矫形、定型、干燥、补配、漆膜回贴、髹漆、缓蚀封护等步骤。其中，脱水处理时间要几个月，甚至更久。

　　不仅仅是王雨夕，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立之初，因场馆还在建设，许多刚出土的文物在完成提取后，必须与其他文保机构联合进行文物修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人员也加入其中。

　　“我们采取边挖边学的方式，搭建起海昏侯墓首支考古发掘与文保团队，开始了文物修复工作的系统实践。”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说。

　　事实上，海昏侯墓自2014年开挖封土堆后，为对不便运输的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就地搭建了4000平方米的漆木器、简牍、金属器、纺织品、实验室考古的文物保护工作用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人员那时即已入驻。

　　“我们全程参与了海昏侯墓现场保护及室内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掌握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性提取及发掘后文物清理整理、检测研究、保护修复工作。”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李文欢说，来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团队由6名平均年龄32岁，具有在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支10余名擅长金属器、漆木器、陶瓷器等文物修复技能的技工队伍也迅速成长，先后修复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约1000件套。

　　9年前，李文欢就加入了考古队，是最早一批进入海昏侯考古工地的文物保护人员。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他对文物与文保人员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在文保用房跟着文保专家学习，后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带领团队进行保护修复的同时继续学习。文物修复与保护永无止境。不同的器物、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技艺，若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毁损。”李文欢说，经过数年的学习，他才懂得文物保护与修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竹简修复室，两排整齐的蓝色托盘置放在墙边，一根根竹简整齐排列于托盘中。“这些是海昏侯墓出土的五千多枚竹简中的一部分。”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文物修复师陈亦奇说，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修复一直由该中心承担。

　　“这个比漆器修复难多了。有的竹简得借助机器才能分辨文字。”袁龙辉说，竹简的修复极其考验修复人员的耐心——每一枚竹简都要经过纯水的清洗，去除表面覆盖的污渍后，再用细小的勾线笔头，轻柔地点触竹简表面的污渍，以流水带走污渍。“光这功夫没有几年的练习，不敢轻易上手，稍有不慎就是一个古文字的消失。”袁龙辉说。

　　虽然有过青铜器、漆木器修复的经历，但在竹简修复领域袁龙辉却是个“萌新”。得益于博物馆与合作方共同培养修复人员的创新模式，他才有机会接触竹简修复这项技艺。

　　“有一次，我给一盘已经清洗过的竹简拍照，发现竹简上写着‘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这几个字，当时就有种历史照进现实的感觉，原来我们和2000多年前的刘贺读的是同样的书，写的是同样的文字。”这种穿越的既视感直冲内心，让袁龙辉再次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

　　2020年，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成立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工作站揭牌，同时采购了一批用于实验室考古和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设备。

　　“高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博物馆工作，虽然具备做文物修复的理论基础，但缺乏实践经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告诉记者，培养文物修复人才，需要有项目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提升技术。

　　44岁的管理在2019年博士后出站后就加入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考古团队，担任了4年的文保组负责人后调入江西省博物馆。“要培养出一名成熟的文物修复师，至少要以10年为期，同时还必须具备长期坚持的信念。”如今，作为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管理也在积极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工作。

　　“一些考古机构仍存在招不到人、文物修复人才断层、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匮乏等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供需矛盾和冷热不均，人才来源相对单一，培养出的修复人才无法满足文物保护需求。”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梅亦认为，需要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持续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养，完善在职在岗文博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将培养单位、培养项目纳入专项计划，在招生名额、研究经费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当然，对于青年考古、文保人才来说，也需要有干事创业的情怀和使命。”梅亦说，当前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对文博队伍特别是考古、文保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规划和协调管理，加快解决考古文博人才支撑问题，让文物考古事业薪火相传。